【文/观察者网 郑乐欢】

7月23日，美日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同意将对日关税从25%降至15%，日本则以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和开放农产品市场作为交换。

消息一出，压力无疑来到了韩国这一边——该协议立即成为美国向韩国施压的标杆：若韩国未能在8月1日前达成类似协议，其输美汽车、钢铁等商品将面临25%的惩罚性关税。更重要的是，即使韩国成功谈判，若未能将关税基准降至15%或更低，其与日本竞争的关键产业——尤其是汽车业——将处于劣势，这对韩国国内经济发展也将构成重大打击。

观察者网连线了韩国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闵贵植与韩国韩南大学中国经济通商系教授权日淑，请两位韩国专家为我们解析韩国当下面临的困局。

韩美关税谈判的三大难点

目前，韩国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谈判中面临三大难点：汽车、对美投资和农产品市场开放。这些问题牵涉到韩日产业竞争、国内经济与执政党考量、民众反对声浪以及国内农业经济可能遭受的冲击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韩国在汽车产业上的谈判底线该如何确定？

2024年，韩国汽车对美出口占到了对美总出口的27.1%，在韩国汽车出口中的占比具有绝对地位。根据《中央日报》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方面，日本汽车及零部件为13%，韩国为11.5%，差距仅1.5个百分点。其次，现代汽车索纳塔在美国的售价为2.69万美元，而丰田凯美瑞则需要2.84万美元，贵了逾5%。此外，现代和起亚汽车在美市场占有率也从2019年的7.8%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0.9%。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韩国汽车产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同时也是韩国经济的命脉所在；韩国汽车在美国市场已形成规模优势，且增长迅猛；日韩汽车竞争呈胶着状态，微小价格变动即可颠覆竞争格局......

对此，韩国韩南大学中国经济通商系教授权日淑向观察者网表示，“在谈判中，韩国必须争取与日本达到同一水平，才能在美国市场保持汽车产业的价格竞争力”。

对于“同一水平”，权日淑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由于日本和美国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以原本就承担着2.5%的关税，而韩国因韩美FTA，目前汽车关税实际上为零。若最后韩美关税谈判结果定为15%，那将比现在不利2.5%。因此，这里所说的“同一水平”是指达到12.5%的关税基准。

“如果这次谈判成果不佳，考虑到存在分品类降低关税的案例，仍有重新谈判的可能”，权日淑补充道。

第二，农业市场开放对韩国意味着什么？

由于2008年韩国民众对进口美国牛肉的抗议示威风波，韩国政府宣布禁止进口30月龄以上的牛肉。如今，美国要求韩国解除这一禁令，并放宽水果检疫标准——这无疑是在挑战韩国的“谈判红线”。

7月9日，在首尔龙山区总统府前，部分苹果产商和某公民团体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进口美国苹果。

然而，日本的案例表明，农产品市场开放是换取关税让步的重要筹码——对于这一点，韩国政府也非常清楚。韩国媒体有社论表示：随着其他国家纷纷开放市场，目前限制或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的国家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和韩国，韩国的处境相当艰难——应该学习日本、澳大利亚、英国，通过开放大米和牛肉等敏感商品来与美国达成协议。

对此，权日淑指出：

在韩国难以将放宽农产品监管作为主要谈判筹码的情况下，“部分农产品市场开放”以及“逐步的市场开放”有可能成为谈判筹码。在这种背景下，对美谈判的筹码可以集中在造船业合作、进口美国原油、扩大韩国企业对美投资等方面。尤其是在造船业领域，特朗普强调“重建美国船舶产业”，并将韩国的造船能力视为战略性合作对象，这一点在对美关税谈判中或许可以作为一定的筹码。

第三，韩国应当如何回应“4000亿美元的制造业基金”？

实际上，日本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尽管日美达成了关税协议，但“55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这一代价可能过于昂贵了。对韩国而言，美方要求设立4000亿美元制造业基金——这个数字相当于韩国年度预算的80%。

对此，韩国国内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韩国应该效仿日本设立基金支持制造业对美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尽可能降低关税；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从长期来看，此举可能加速韩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对韩国经济极为不利。

权日淑表示：事实上，韩国已为达成关税谈判准备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1000亿美元的资金由韩国主要集团的纯投资资本构成，包括三星、SK、现代汽车、LG、韩华、HD现代等十大集团参与；如果再加上政府资金，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

对于该投资计划，权日淑认为，“虽然通过对美投资来战略性地换取关税下调是可行的，但对投资资金的投资方向决策权和收益分配上必须为韩国国益争取有利条件，不能简单地照搬日本的先例。”

特朗普的“冷落”源于李在明“亲中”？

此次美韩谈判陷入僵局，折射出李在明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尽管李在明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处理所有问题都把美国放第一位”，但韩国依然遭遇了一系列美国的“冷落”，比如白宫在李在明当选总统的后一天，发表了一份极为罕见的立场声明，称“对于中国对民主国家的干涉和影响力，美国表示担忧和反对”；韩国新总统就职后，通常韩美两国会在一个月内确定首脑会谈历程，但这次显然无法按时举行了；最后，美日达成关税协议前，“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八次访美、外加一次日美首脑会谈”，对比之下，韩国连部长级会议也断断续续。

此外，自7月以来，美韩间多次发生意料之外的会谈推迟或“放鸽子”的情况，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7月21日，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魏圣洛按计划前往白宫参加会晤，但被告知鲁比奥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时间延长而无法出席。第二天，美国官员表示，仍然无法进行面对面会谈。因此，尽管当天鲁比奥和魏圣洛都在华盛顿，双方仅仅通话交谈。随后，魏圣洛会见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但最终未能与鲁比奥举行见面。

同日，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就职后立即试图安排与鲁比奥通话，但一直没能得到回复。

7月24日，美国以贝森特行程紧急为由，突然取消了原定于7月25日举行的韩美“2+2”金融和贸易会谈。报道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具润哲是在航班起飞前一个多小时通过电子邮件得知了会谈取消的事宜。距离8月1日的谈判期限本就时日无多，韩美“2+2”对话的推迟无疑进一步压缩了韩国的应对时间。

因此，韩国国内（尤其是保守派阵营）的部分舆论认为李在明的“亲华”倾向是造成特朗普“误会”和“冷落”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