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俄乌战争的硝烟，为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带来了空前的商机。这场始于2022年的军事冲突，不仅重塑了欧洲的安全格局，也改变了军火产业的发展轨迹。

2024年，莱茵金属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根据公司自己提供的数据，营业额较上年增长了36%，高达97.51亿欧元；营业利润15亿欧元，同比增长61%。预计今年的增长率可达25%至30%。

公司的订单总额已攀升至550亿欧元，较战前翻了一番多。从坦克到火炮，从弹药到军用卡车，莱茵金属的产品线满足了现代战场的众多需求。

莱茵金属两年来的业绩飙升，可以说是地缘政治变局的直接体现。

莱茵金属1998年至2024年的营业额图表

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政府也与军工企业签署了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框架协议，联邦议会和参议院已批准了大手笔资金储备等……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德国军火企业的春天到来了。

为了应对眼下的“供不应求”局面，莱茵金属在加大投资、增建新厂的同时，也把眼光瞄准不景气的德国汽车行业，呼吁那里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工人前来加盟。

资本市场对这一趋势做出了积极响应。自俄乌战争以来，莱茵金属的股价实现了惊人的十倍增长。这一涨幅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看好，更折射出整个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军备竞赛时代。

当然，莱茵金属的成功并非孤立现象。它是欧洲，尤其是北约国家整体防务政策调整的缩影。

在战争阴影下，各国纷纷提高军费开支，为军工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莱茵金属正是这一趋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业务重心正在发生明显的转移。目前，80%的收入来自军事领域，而其作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角色日渐式微。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公司的战略调整，也反映了整个工业界对地缘政治变化的回应。

德国人为何对军工企业颇有抵触？

俄乌战争给德国的军火工业带来了高光时刻。

可是，曾几何时，非军工企业的老板以及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连与莱茵金属CEO帕珀格（Armin Papperger）同框都躲之不及。

生产坦克变速箱和军舰推进系统的伦克公司（Renk）董事长维甘德（Susanne Wiegand）也发现，政客们又开始乐于在坦克或飞机前拍照了。她说：“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看来，军工业已摆脱了之前肮脏的形象。”

德国政界对军火商态度复杂。前排从左起：莱茵金属老板帕珀格，时任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时任总理朔尔茨。图像来源: Fabian Bimmer/REUTERS

那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军工企业和军火生意在德国为何如同色情或赌博业一样令人不齿呢？

说来这还与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而又两次战败的历史密切相关。

二战中，德国的军工企业遭受重创。理由很简单，盟军认为它是支撑纳粹政权和军事扩张的主要栋梁，因此将其锁定为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

战后，由于担心德国会死灰复燃，重新对邻国乃至世界构成威胁，战胜国对德国军工企业再次施以重手。同时，作为赔偿的一部分，很多军工器械都被拆装打包，运往战胜国（特别是苏联）。

这是二战在物质层面给德国军工带来的巨大损失。

但盟军很清楚，物质层面的损失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垮德国人。毕竟，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也对德国实施了严惩，但最后都被纳粹一一化解，并在二十年后卷土重来。

于是，从1945年7月开始直至1951年4月，四大战胜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施了所谓“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措施，目的是从社会、文化、新闻、经济、司法、军事和政治领域清除纳粹影响。

换而言之，就是将原先的国家机器彻底砸烂重构，在公共行政部门将纳粹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清理出去，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人进行“洗脑”。

这场历时差不多6年之久的“去纳粹化”运动，对德国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影响，德国官民对军工企业和军火商的负面看法也由此而生。

具体说，这个“负面印象”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认知：

1）德国军火企业让纳粹政权“如虎添翼”，因此同样要对战争及其后果负责。也就是说，很多德国人在经过“洗脑”后也认为，德国的穷兵黩武以及后来的战败结局与军火企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德国军工企业从纳粹的战争机器和廉价的强迫劳动中获利。这些劳力中有相当部分是被关押的犹太人、战俘和掳来的外国平民，而且劳动和生活条件非常不人道。战后，这些企业虽然受到抑制和削弱，但许多公司负责人并未受到法律追究，也没有负罪感。

以德国著名军工企业“黑克勒&科赫”（Heckler & Koch）为例：

公司创办人黑克勒（Edmund Heckler）可以算是位“老军工”了。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以生产反坦克武器“铁拳”（Panzerfaust）而出名的雨果·施耐德股份公司（Hugo Schneider AG）工作；1940年后接管了该公司位于莱比锡附近一家分厂的管理工作；同年，他加入了纳粹党。

据历史学家们披露，来自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的1000多名囚犯，被带到他那里从事强迫劳动。他们经常受到折磨和虐待，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包括黑克勒在内的公司负责人担心工人们会出来作证，揭露非人道待遇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所以匆匆遣散了上千名强迫劳工，其中不乏妇女。

在战后的“去纳粹化”审查中，黑克勒由于没有担任过纳粹行政职务而被划为“五类分子”中的第四类——“追随者”（Mitl?ufer），即“只是名义上参与或支持纳粹统治的人，如缴纳党费、被动参加集会、履行普通义务等。

与前三种人（“主犯”、“重大责任者”和“较轻责任者”）相比，“追随者”受到的处罚不重，只是有一定的报告义务以及居住和职业限制，还有就是丧失被选举权，并要求向“战争赔偿基金”支付一定的罚款。

其实，黑克勒战后“幸免于难”，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与美方打交道时表现得“极其合作”。

战后，黑克勒成立了一家以生产缝纫机零件等民用产品为主的公司。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约，开始重新武装，黑克勒抓住这个机会，迅速从原先的毛瑟枪兵工厂招兵买马，为后来的“黑克勒&科赫”军工企业打下了基础。

鉴于上述历史和民众的厌战心理，德国政界对军工的态度不是疏远就是若即若离。据说，默克尔当年对军火生意也比较抵触。

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时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与联合政府中的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曾就“放宽还是审慎对待武器出口”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社民党籍的加布里尔明确表示，德国不应为了经济利益而过于草率地与外国做“与死亡有关的生意”（Gesch?ft mit dem T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