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东勃】

张桂梅老师因其关于全职太太的有关评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具体讨论的问题，然而一些评论者撇开乡村教育这个具体背景的抽象批评，实际上偏离了真实的语境和问题，带偏了节奏和方向。我们有必要在这个脱贫攻坚的最后关头，站在大山深处来想一想，张老师这番话背后的故事。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口号，它无比正确，更无比政治正确。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实际上直到今天，教育与贫穷之间仍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路径”，这不是一句空话。

按照截至2020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就达到了脱贫的门槛。如果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坚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还能更进一步去读一个高中或中职，甚至再读大学或高职，他们毕业后可能从事某个技术工种，考上公务员，当上教师，还可能自主创业、经营小买卖，他们的月收入会轻松超过4000元。而他们只需要每年拿出一点来接济自己的父母，就能够让整个家庭脱贫。

高中教育，是目前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容易被忽视的盲区。我们看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要比东部发达地区慢一个节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全国的目标是“促两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本世纪初到十八大这十年左右时间，是“促均衡”的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叫做实现“基本均衡”的阶段，这个基本均衡，就是贫困县脱贫摘帽必须的一个前提条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项量化指标）。十九大之后，又提出了“优质均衡”的目标。实际上，贫困地区比全国的节奏总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这四个阶段的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指向义务教育的。但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于，如果义务教育水涨船高之后，高中教育的源头活水是丝毫不必发愁的。贫困县的高中最发愁的是两件事：留不住好老师，招不来好学生。为什么非要强调好，因为高中教育本身并不是法定义务，理论上，高中有权力“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现实中的义务教育也在挑拣“学生”，但政策导向和道义上是不被支持的，因为它违背了义务教育要求适龄儿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这种有教无类的基本定位。

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对贫困的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到了高中教育这个阶段，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他可能面临因教返贫的境遇，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费用固然能够减免，高中阶段对于贫困县的贫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毕竟还是会产生额外的不少开销。所以一些贫困地区的父母倾向于不支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继续读书。

笔者前不久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一个研讨会现场，听到来自教育部门的一组数据，实际上贫困地区辍学的四个主要原因就包括：因学习困难而辍学、因外出打工而辍学、因早婚早育而辍学、因信教而辍学。早婚早育辍学而造就的“全职太太”，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小布尔乔亚意义上的“全职太太”，恐怕是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天壤之别吧？

张桂梅们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难事。难处之一，是她要办一所不收费的普惠型高中；难处之二，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完全是来者不拒、“敞开收购”，高中入学分数线之低、学生生源质量之参差不齐可想而知；难处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锁定为女生，矢志办一所女高。迎三难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气！

我在没看张老师的视频之前，也先入为主地在心中提了一个视频中同样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办纯而又纯的女高，是否有些不切实际、追求女权主义的极端实现？但张老师的回答很实在，只用了一个例子，就让我信服。她讲到去看一个高三的女生，因为家中重男轻女思想的作祟，宁肯给小学、初中的弟弟们补习，甚至任由他们给姐姐备考添乱，也不愿给高三的女儿投入一点点关爱。张老师爆了一句粗：“我说你脑子有病吧？”妥了，要的就是这句话，争的就是这口气，就是要办一所女子高中！

结果是，第一届的毕业生90%上了大学，一本上线率到了40%。这个数字在很多人看起来觉得没什么，但就我短短一年挂职扶贫期间对县域高中教育的了解，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