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模式是否能够独立自主？是否能选贤任能？是否能从长计议？是否能民生为大？”

“这些国家想真的追求独立自主，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彻底的革命。”

“西方模式下，这些老百姓好像并不在意现在的政治乱局，这是为什么？”

2024年，德国、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先后出现了社会动荡与政治动荡。尽管动荡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共通点。在东方卫视1月2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西方模式展开了对话。

《这就是中国》第268期

张维为：

过去的2024年，除了俄乌冲突、中东乱局之外，还出现了诸多乱象：德国朔尔茨政府垮台、法国一年内更换了四位总理、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摊牌、英国爆发了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韩国政局依旧动荡。人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西方模式怎么了？我们今天不妨聚焦法国、德国、韩国出现的政治动荡，以中国模式为参照，点评一下西方模式深层次的危机。

去年12月24日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2024年将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差劲的一年而载入历史，因为法国竟然在这一年内就更换了四位总理，这是自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这篇文章说：法国政治正在成为“三重衰退的牺牲品”：总统职能的衰退，要求马克龙辞职的呼声倍增；国民议会的衰退，三派力量在议会里分庭抗礼；对总理信任的衰退，总理一直生活在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之下。

政治衰退背后的原因是法国经济的衰退，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重，债务负担与赤字水平持续增加。对普通百姓来说，就业市场低迷、生活成本增加，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对法国眼下的生活状况表示担忧，认为“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

去年12月18日，《法兰克福汇报》更是直言：“法国正陷入危机，且这场危机正在动摇第五共和国的根基。”文中提到，当年戴高乐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其特点在于稳固的公共财政、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控制广大的前法国殖民地，但这些“遗产”如今已被“挥霍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作者指出，法国今日已陷入政府债务缠身、国内政治动荡的窘境，同时也不得不从马里、乍得、尼日尔等前殖民地国家撤军。

德国的情况也同样糟糕。2024年末，朔尔茨政府也宣布倒台。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解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自民党随之宣布退出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所谓“红绿灯”联合政府，这直接引爆了这场危机，朔尔茨被议会投了不信任票。

实际上，朔尔茨下台的主要原因仍在于德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与美国、英国等国一道制裁俄罗斯，导致德国能源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制造业成本大幅攀升，德国社会充满了不满情绪。德国又唯美国马首是瞻，排除华为5G设备与阿里云等先进技术，最终使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化为泡影。

韩国政局的动荡更显离奇。2025-08-04深夜，尹锡悦总统突然宣布“紧急戒严”，这是韩国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尹锡悦声称，此举是为肃清国内“反国家势力”，捍卫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但多数分析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尹锡悦对于议会中占多数的反对派对其掣肘及对于其夫人家族丑闻的指控感到不满。

该戒严令在发布6小时后被解除了，并引发了大规模街头抗议。随后尹锡悦被韩国国会弹劾；韩国国会还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对代总统韩德洙的弹劾案。这是韩国史上首次在两周内先后弹劾总统和代总统，韩国极端化的政治内斗与法律制度也成为国际舆论的调侃对象。

韩国政局动荡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在于经济停滞、国家竞争力下滑与社会高度撕裂。韩国是全球代际冲突、性别冲突、阶层冲突与地域冲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外，通胀压力尤其是住房和食品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情绪。

事实上，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动荡只是西方政治模式危机的一个缩影。我一直主张用中国人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世界。当我们越多地运用中国标准，就越能使其走向世界并发挥影响。我认为，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极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如果以中国政治标准来衡量，我们至少可以对西方模式提出以下四大问题：1. 是否能够独立自主？2. 是否能够选贤任能？3. 是否能够从长计议？4. 是否能够以民生为重？  我的结论更倾向于否定，除非西方能够进行实质性改革，否则西方模式的走衰进程还将加速。

关于独立自主，中国是少数拥有高度独立性的国家之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而今天我们看到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却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状况。

美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对这些国家渗透无处不在，德国、韩国境内驻有大量美军。许多欧洲人都明白，北约东扩极有可能导致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但他们依然只能跟随美国继续推动东扩，最终导致俄乌冲突爆发，法德等国建立“统一欧洲家园”的构想破灭。与此同时，法国、德国等在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受到重创。

关于选贤任能，中国古训有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的理念。而当下的西方模式并未提供实现“选贤任能”的有效制度，多党选举制早已演变为“游戏式民主”，即将“民主”简单等同于“竞选”，而“竞选”又退化为政治营销。所谓政治营销，往往体现为金钱、资源、公关、谋略、形象、表演等方面的博弈，当选的政客未必具备执政所需的战略判断力与执行力。

关于从长计议，这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最大的差异。中国历来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一个接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制定上。而西方政客大多着眼于个人利益和部分选民的短期诉求，而忽视国家整体民众及世界整体利益。此外，多党竞选制度也难以保障政策连续性。过去一年法国先后更换四任总理；朔尔茨对默克尔的诸多政策选择了放弃；尹锡悦更是与前任全面对立——这些国家哪有从长计议的战略思维以及落实机制？

关于以民生为大，“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是中国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里迅速崛起，政府一直将改善民生视为重中之重。这一理念助力我们在极短时间内消除极端贫困，创造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并在全球新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近期洛杉矶发生的大规模山火在美国“发达区域中的发达区域”肆虐，烧毁了大量富人区，救援效率有限，官员相互指责的混乱场景令人惊叹。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几乎同一时段发生的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的6.8级地震，那是在中国高原边陲的欠发达地区。我们救灾动员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震撼世界：十分钟军用飞机就载着子弟兵和救灾物资飞向灾区，半天之后县城就恢复了供电，24小时后国道全部抢通，随后热饭热菜就开始供应了，一天内救灾物资基本全部到位。

我将中国的民主实践称为“民本主义的民主模式”，简称“中国民本模式”，并把它与“西方民主模式”做了对比。我认为，“中国民本模式”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多党制、一党制还是无党制，最终都必须落实于人民生活改善这一基本层面，也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改善。用当今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协调，并最终转化为百姓的“获得感”。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今天世界上存在“西方民主模式”与“中国民本模式”的竞争，那么“中国民本模式”已然胜出。当然，我们仍可在各方面继续完善。正是基于此，我们也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此前所说的那番掷地有声的话：“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我同样坚信，历史将站在“中国民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