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3，台湾著名作家、乡土文学代表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陈映真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孤独者。虽然早在1990年代，他就频繁往来大陆，但他与大陆当代作家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却是不争的事实。文中列举了阿城、査建英和王安忆对他较为一致的印象，读罢不禁让人喟叹，陈映真身上的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竟成为了当代文坛的稀缺品。与90年代对“纯文学”写作技艺的迷信不同，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质询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共同构成了陈映真写作的精魂。

正如文末写道：“知识分子需要从陈映真所说的历史‘脱臼’点重新出发，不管你持何种立场，都有必要让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介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当中去。”孤独的陈映真终将不再孤独，他真正地与我们站在一起。本文原载于《天涯》2009年第1期。感谢刘继明老师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记得八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买过一本《台湾小说选》，里面就选有陈映真的著名小说《将军族》和《夜行货车》，其中，《夜行货车》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陆放映过。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的许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熟悉的是余光中、李敖、柏杨、龙应台以及早已迁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并且至今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在公众心目中几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杨等人来说，陈映真的影响则大不如从前，寂寞多了，甚至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压根儿不知道陈映真是何许人也未可知。

其实不仅是一般读者，就连我本人，在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也几乎将陈映真遗忘得差不多了。直到2002年岁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文学活动时，见到了陈映真先生，尽管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当活动主持人介绍到陈映真时，我还是一眼看清了这位满头银发、气质儒雅的前辈。而就是这么匆匆的一瞥，引发了后来我对陈映真的关注兴趣，起初这种关注只是漫不经心的，大多是通过中国大陆或旅居海外的一些台湾作家撰写的印象记之类，但就是这种有限的途径，让我了解到了一个踽踽独行或者说游离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主流文学之外的陈映真，使我心目中那个“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陈映真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清晰真切起来。

在维基百科的人物分类上，陈映真至少有以下九种身份：中国统一促进人士；台湾左翼统一促进运动参与者；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台湾社会运动参与者；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台湾小说家；台湾学者；保钓人士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映真不单是一位创作丰硕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积极参与文艺论争和政治事务的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他的创作和经历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的复杂变迁。

关于他的创作，还有这样一段注释：陈映真的作品受到鲁迅影响，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前期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1979年第二次被捕后，作品焦点转变为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与心灵的侵略，如《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等。

1991年陈映真（左）在“五一”游行队伍中，右为林书扬

考察陈映真的生平和创作时，有以下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一是陈映真身上鲜明的左翼色彩。比如他青年时期就发起组织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并为此像柏杨和李敖那样锒铛入狱。还有他的作品中浓厚的本土意识和致力于揭示“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和心灵的侵略”的立场，以及他始终不渝地崇拜和学习鲁迅“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的精神等等，无不彰显出陈映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其次是陈映真同大陆的密切交往。1990年后，陈映真经常进出于中国大陆，并常居北京，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结交了不少大陆作家，1996年，他还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的头衔。考虑到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壁垒和政治互相敌视并未消除的两岸关系，包括作品已经风靡大陆知识界和文化市场的柏杨李敖这些以践行政治批判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台湾作家都不曾和大陆发生过如此密切的接触，陈映真的行为和姿态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了。

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对大陆的频繁造访，显然带有某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寻根”意味。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使许多诸如追求平等公正、反抗资本压迫和特权等级制度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具备了对“跨国资本侵略”和“西方殖民化”的抵御能力，所以一旦两岸关系稍稍解冻，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自己的寻根之旅。包括对整个大陆社会，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都渴望了解、交流，探讨，那种“同志式”真诚平等的交流。但结果怎么样呢？

表面上看，陈映真每次来大陆，差不多都受到了来自官方的高规格礼遇，但在跟作家同行们进行交流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跟陈映真先生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年龄和阅历上跟陈映真比较接近，同样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坐过牢或遭受过迫害的所谓“右派作家”如王蒙、张贤亮等人；还有一类年纪要小整整一茬，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所谓“知青作家”如阿城、王安忆和查建英等人。尽管这两代作家的人生阅历和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待陈映真时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相近的态度。

阿城曾经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这样描述他见到陈映真时的情景：

……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精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有啊。不过在精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会有模有样地刁难起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得矫情……

据查建英回忆，她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她是这样描述的：“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通过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大陆两代作家在思想上对陈映真的抵触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比如陈映真听完阿城的高论后“大怒”，听完张贤良的“污染论”，刚一散会就去找他辩论，这不是天真是什么呢？在查建英眼里，都成为笑话和段子了。